何以中国，武夷见证
（来源：中国民族报 2025-09-30 07版）
李积庆
武夷山朱熹园朱熹雕像。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武夷山九曲溪。张国俊摄
游客在武夷山下梅村参观。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逶迤绵亘于闽赣之间的武夷山脉，以巍巍群峰镌刻出一道东北—西南走向的大地轮廓。其中，山脉北段东南麓的武夷山卓然而立，是一座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名山。
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武夷山时指出，“武夷山有着无与伦比的生态人文资源，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最重要的还是保护好。”作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从先秦的古闽方国文明到秦汉的闽越文化，再到宋代的理学兴盛，及至明清的“万里茶道”，武夷山文化跨越千年，生生不息，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内在机理，是照见“何以中国”的鲜活注脚。
“闽在海中”：古闽族群的文明之光
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以武夷山早期文化为代表的古闽方国文明，与其他地域文明同为中华文明“满天星斗”中的璀璨星辰，它们相互辉映、彼此交融，共同勾勒出一幅中华文明的壮丽图景。
作为东南沿海丘陵与江南丘陵的分界线，武夷山脉阻挡了北方冷空气的南侵，同时截留了东南海洋的暖湿气流，优越的生态环境成为孕育古闽文化的先决条件。
武夷山早期人类活动可以追溯到距今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浦城牛鼻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文物具有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交融的特征，表明古闽人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并实现了部落族群间的融合。
《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其中的“西北山”和“闽中山”，一般认为是武夷山脉。根据《周礼》记载，“闽”是周王朝的边陲方国，受周天子的统辖，并专门有“职方氏”或“象胥”协助管理。分水关、桐木关等诸多大山垭口和关隘成为东南古闽与中原腹地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析“闽，东南越，蛇种”，说明古闽人群是古越人的一支，具有蛇图腾崇拜文化特征。除此之外，古闽人群还有修筑干栏式建筑、使用印纹硬陶以及悬棺葬俗等特征。武夷山崖壁上至今尚存的悬棺是古闽人群重要的文化遗存。古时武夷悬棺数量众多，南朝萧子开在《建安记》中称武夷山“半岩有悬棺数千”。因年代久远，多数悬棺或坠或毁，现存已不多。据统计，武夷山目前有悬棺遗存18处，棺木20余具，虹桥板百余块。
武夷悬棺用整木刳成，形状如舟，故也称作“船棺”。武夷悬棺反映了先秦时期古闽人群的物质和文化状况。1973年9月，考古工作人员取自武夷山观音岩洞内的“武夷山一号船棺”（现收藏于武夷山市博物馆）经测定距今约3800余年，是迄今国内外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悬棺。棺内的随葬品有人字形竹席、细棕、龟形木盘和已炭化的丝、棉、麻等织品。其中，棉布残片是我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棉纺织品实物。从船棺的制作加工痕迹可以推测，早在3000多年前，古闽人群已经开始使用锋利的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一般认为由中原地区传播而来。
山海一体：闽越文化的激荡与交融
秦汉时期，中央王朝通过集权政治制度，推动了多元文化的融合统一，东南沿海的闽越文化正是其中之一。
据史料记载，战国后期，楚灭越国，越国王族中的一支南奔入闽，与古闽人结合形成闽越人。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越王余善叛乱，汉武帝派四路大军平定，迁闽越族群至江淮一带，闽越国灭亡。闽越国存续时间不足百年，却是福建历史文化的一个辉煌时期，其在福州、武夷山等地均有文化遗存。
地处武夷山南麓的武夷山市城村汉城遗址，又名古粤城、闽越王城，该城建于西汉初年，为闽越王无诸营建的一座王城。遗址现已探明大型建筑群基址4处、冶铁作坊遗址5处以及居住区15处，出土重要文物4000余件，其中包括迄今发现的全国最大的花纹空心砖、全国最长的铁矛头以及全国最重的铁犁铧等。1999年12月，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闽越王城遗址是重要组成部分。
闽越王城遗址展现了闽江上游古文化与周边地区古文化在互相借鉴、融合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并开创地区文明新阶段的典型模式，其所代表的闽越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案例。据考古发掘，王城东、西、南、北四面开有四门及3处水门，除在东城门外的北岗、南岗分立“左祖右社”外，又在城内择高地另立祭坛。王城之内，分处围筑的夯土台基高大宽平，规模不等的宫殿苑囿错落矗立，大小园林池沼有序相接，气势极盛。
闽越王城最大的特点是仿照中原都城的规制，其建筑布局、装饰风格等都吸收了中原都城的文化特征，如王城出土了大量印有“长乐”“万岁”字样的瓦当，字体优美秀丽，字形结构对称，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汉武帝灭闽越国后，将武夷山神武夷君列入朝廷的封禅祀典。武夷山幔亭峰半山腰间一通名为“汉祀坛”的巨石，相传就是汉朝祭祀武夷君的地方。宋代朱熹在《武夷山图序》中大胆推测，武夷君最初应为居住在武夷山中的部落首领，或为山民所臣服的避世隐居之人，后逐渐在传说中成为神仙。清代诗人朱彝尊在《武夷冲祐宫》中写道：“武夷君，异哉世所传。或云钱之二子，或云是魏王子骞。当时结侣高宴幔亭前，此挹衣袖彼拍肩。”从部落首领到武夷山神，再进入官方礼乐祀典，武夷君身份的不断变化，正是中华文化交融与发展的见证。
“道南理窟”：朱子理学名满天下
武夷山是南宋理学的重要发源地，朱熹等理学大家曾在此讲学著书，故有“道南理窟”之誉。
唐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中原文化也不断向南发展。在“衣冠人物，萃于东南”的时代背景下，南宋大儒朱熹认为，“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在朱子理学的影响下，武夷山成为继泰山之后又一座中国思想文化名山。正如史贻直在成书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的《武夷山志序》中所说：“及朱子开紫阳书院，诸大儒云从星拱，风流相继。迄元明以至于今，而闽学集濂洛关之大成，则皆讲学于此山者，而山之名遂甲于天下。”
两宋理学一脉，由闽中学者游酢、杨时“载道南归”，至朱熹乃有理学之集大成。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武夷山度过，武夷山的自然山水和三教同山的文化景观，浸润滋养了朱子理学。他在这里著书讲学，留下了“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也留下了朱子理学的深厚底蕴。他在这里博采众长，融汇儒、释、道三家精华，构建起以理为本的新儒学体系。朱熹在诗中写道：“水流无彼此，地势有西东。若识分时异，方知合处同。”借物寓理，蕴含文化互融、求同存异等深刻哲理。恰是这种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学术品格，使理学始终保持着蓬勃生机，恰似活水长流，滋养着中华文明的根系。
朱熹一生创办、修复和读书讲学的书院多达60余所，主张培养赓续道统、经世致用的人才，成千上万的学生受其亲炙。建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的建安书院是传承朱子理学的第一所官学。书院建成后，开馆纳学，传播教化，惠及建安、瓯宁、建阳、崇安等七地学子，先后走出205名进士。南宋理学家叶采，撰《近思录集解》；明代政治家杨荣，编撰《四书五经性理大全》，二人均为书院学生。自宋迄清，建州城内长期呈现一府三学庙的盛况，形成了崇文重礼、学风鼎盛的优良传统。2024年10月17日，重建后的建安书院开户仪式举行，这座拥有780余年历史的书院以崭新的面貌重现福建建瓯。
武夷山集峰、洞、岩、溪于一体，风光秀美，犹如仙境，是历代文人雅士修书撰文、高僧名道隐居修行的理想场所。唐宋以来，大量中原人士取道武夷山流寓入闽，他们多在武夷山驻足或游览，留下大量作品，武夷山摩崖题刻至今尚可清晰辨识的多达450余处。武夷山佛教兴盛，寺庙林立，涌现出扣冰藻光等著名高僧，而瑞岩寺、天心永乐禅寺均为一方名刹。作为道教名山，武夷山被列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中的“升真元化洞天”，冲佑观是全国九大名观之一。
目前，武夷山中的书院、寺庙、宫观及亭台楼阁多达300多座，儒释道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万里茶道”：悠悠古道连中西
名山出名茶，名茶耀名山。武夷山茶叶文化历史悠久，其中唐、宋时期茶事兴旺，文人雅士斗茶品茗，盛极一时。元、明两代，武夷岩茶驰名天下，被列为贡御珍品。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武夷茶开始远销海外，并逐渐流行于欧洲，成为西方人高雅的日常饮品。
17世纪伊始，武夷茶从武夷山出发，一路北上，纵贯中蒙俄，直抵万里之外的圣彼得堡。这条武夷茶行经、全长超1.3万公里的商路，被称为“万里茶道”，是历史上跨越陆地距离最长的商贸通道，与享誉世界的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海上丝绸之路等，共同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武夷山下梅村村口一块镌刻着“晋商万里茶路起点”的石碑，见证了这里曾是商旅不绝的贸易重镇。下梅村自清初起即有晋商来此贩茶，后发展成闽北地区最大的茶贸集散地。当地县志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由此可见当年下梅村茶叶贸易的繁盛。晋商与下梅村商贾合作，精选收购茶叶，在当地创立茶坊、茶库，将散茶精制加工成红茶、砖茶，一路辗转运至河北张家口，再换骆驼运到俄罗斯为茶叶贸易而特设的边贸城市恰克图，后到达莫斯科及圣彼得堡，继而销往欧洲其他国家。晋商与下梅邹氏合作设立了“景隆号”商号，双方精诚合作100多年。
一脉茶香，千年绵延不绝。围绕茶叶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环节，“万里茶道”上的汉、畲、瑶、土家、蒙古等各民族共同参与，分工合作、利益共享，拉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也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千载儒释道，万古山水茶”。作为中华民族的自然与文化宝库，武夷山文化体现了“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正是突出的包容、开放特质，使武夷山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能够不断吸收新的元素，保持持久的创新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缩影和典范。
（作者单位：星空下载游戏推荐安卓闽台区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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